陆羽“煎茶法”的发明和推广推动唐朝茶叶经济

　　关键词：唐代、陆羽、煎茶法、茶产业

　　唐代中叶以降茶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原因何在，一般皆从气候、政策、劳动力、山区开发、经济重心南移诸方面探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从唐代的茶叶消费切入，弄明白中唐之后唐人特爱喝茶的缘由，弄明白唐朝周边国民特爱喝茶的缘由。

　　荀子最早提出生产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的观点，也就是说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发展生产的原动力。需要和生产之间有内在联系，是需要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需要。质言之，是社会需要在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就是消费拉动生产。诚如马克思所言：“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由此观之，唐代茶产业的大发展是基于茶叶市场容量的扩大，市场容量的扩大又基于茶叶消费量的逐渐扩大，茶叶消费量的逐渐扩大最直接的原因是茶神陆羽首创备受人们欢迎的“煎茶法”。

　　茶叶作为饮品始于两汉六朝时期，主要饮用野生茶。中唐之前的人们咋“喝”茶的呢？唐代诗人皮日休总结说：“然季疵(陆羽字)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汤啜者无异也。”（皮日休《茶中杂咏序》）陆羽不客气地斥为“沟渠间弃水”（《茶经?六之饮》），并发出“习俗不已，于戏”的慨叹（《茶经?六之饮》）。基于此，陆羽首创“煎茶法”，这是中国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陆羽煎茶法用的是茶饼，故不能直接冲泡，而要经过几道加工程序。其法见于《茶经?五之煮》，其程序是：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酌茶、吃茶等。为了使煎茶法尽善尽美，为广大茶人所接受，陆羽还总结前人经验，草创蒸青制茶法，提出与之配套的品水之法、辨器之法。

　　陆羽“煎茶法”获得了唐人的普遍认同。最典型的赞词莫过于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腑习习清风生。”（《全唐诗》卷388）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脑。”（《全唐诗》卷821）北宋梅尧臣作《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全宋诗》卷259）该诗明确地说明了陆羽“煎茶法”获得了普遍认同。煎茶法的程序在唐诗中也有较为全面地反映。晚唐诗人秦韬玉所作《采茶歌》描写了陆羽煎茶法由采到煮到饮的全过程，类似的煎茶诗还有白居易的《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徐铉的《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李咸用《谢僧寄茶》、秦韬玉《采茶歌》等等。

　　陆羽首创“煎茶法”后，人们开始重视茶艺。相传有常伯熊者积极推广陆羽茶艺，推动“茶道大行”，形成“王公朝士无不饮”的兴旺局面。（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茶艺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热点，陆羽因为精通茶艺同时代人誉之为“茶仙”（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陆羽》卷3）、“茶神”（《新唐书?隐逸》）、“圣人”（唐?周愿《三感说》）

　　茶为水之魂，水为茶之体。陆羽首创品水标准掀起了鉴水热潮。张又新《煎茶水记》中记载了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时与陆羽较定水品的故事。宋人欧阳修作《浮槎山水记》质疑所谓的陆羽“天下名水榜”。已故刑部侍郎刘伯刍又开列“刘氏榜”。孰为天下名水？陆、刘、张三人意见相左，这桩公案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兴趣，卷入孰为天下第一名水的争论中。据唐代无名氏所著《玉泉子》记载，唐代宰相李德裕喜饮惠山泉，竟不惜劳民伤财，命人以坛装水密封，由无锡千里“铺递”京师，辟了一条“名泉路”。

　　陆羽煎茶法直接开启了寺院茶风。《封氏闻见记》说：“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向仿效，遂成风俗。”泰山灵岩寺降魔师的功劳是开了一个好头，然全民茶风的形成当是陆羽首创“煎茶法”的功劳。中晚唐的怀海禅师又进一步将饮茶列入《百丈清规》，僧人饮茶纳入了寺院茶礼，将其制度化，使广为流行的陆羽“煎茶法”在寺院扎下根来。从谂禅师(778～863)，嗜茶成癖，动辄就说“吃茶去”，因此而形成一桩“公案”。（《广群芳谱?茶谱》）到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茶文化已是“法相”初具，饮茶成为和尚家风，几乎是无寺不种茶，无僧不饮茶，寺院和僧人已成为大唐茶叶消费和生产的主体之一。

　　陆羽“煎茶法”直接推动了宫廷茶艺的改进和宫廷茶风的形成。中唐之后宫廷对茶叶的需求量大增，李适贞元五年(789)规定湖州贡茶分五等，第一等贡茶必须于清明节前陆运京城长安，行程4000里，名曰“急程茶”。为何如此催逼?原因是天子要尝新茶，并要办一年一度的清明茶宴。贡茶运抵京师，皇帝皇妃笑脸相迎：“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张文规《明州贡焙新茶》）是陆羽“煎茶法”的引进培养了宫廷内的消费群体，这个判断可以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宫系列茶具上得到印证，唐代皇宫吃茶基本上是陆羽“煎茶法”的套路。

　　陆羽“煎茶法”还成功地培育了大唐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饮茶之风。《封氏闻见记》总结说：“(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吐蕃民族在唐人茶风的熏陶下，成为了饮茶民族。唐代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史载：湖南衡山茶“自潇湘达于五岭”，“交趾之人，亦常食之”，交趾即今越南，唇齿相依的邻国。曾在大唐为官的朝鲜半岛新罗国学者崔致远（857—？）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两句话，描写的便是陆羽首创的煎茶法。日本弘仁年间（810——824）的日本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展开的，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当时用的是中国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

　　陆羽“煎茶法”的推广培养了茶人群体，人们饮茶成风，嗜茶成癖。封演《封氏闻见记》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言其唐代各个阶层人士皆饮茶，不分贫贱贵富，不分妇孺老幼，人人沉溺其中，朝朝暮暮饮之，不分白天黑夜。唐人斐汶在《茶述》中说:“茶，起於东晋，盛于今朝，……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唐?裴汶《茶述》）足见普及程度之高，爱好之切，简直是须臾不可或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李珏指出:“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於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唐?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全唐文》卷720)民间茶叶消费习惯的形成构成了唐代茶叶消费的庞大主体，对于唐代茶业消费的拉动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越民间的消费狂热。

　　“煎茶法”的推广，导致民间茶肆的出现，茶的商业化经营渐见端倪。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邹、齐、沦、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店铺便是茶肆。民间茶肆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镇经济的繁荣，也是中国茶的商业化经营的标志。

　　“煎茶法”的推广扩大了茶叶的消费范围。陆羽《茶经?六之饮》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大概是家家饮茶、人人饮茶。封演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不再是半壁江山，而是风靡全国，南人饮北人亦饮之。“......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不仅仅如此，中国饮，塞外诸国亦饮。茶流于塞外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将茶叶运往边陲，交换突厥、回讫、吐蕃的骡马、骆驼，史称“茶马互市”。《封氏闻见记》载：“(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万匹。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中国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唐代变文王敷的《茶酒论》，内云唐茶是“浮梁、歙州，万国来求”，“浮梁”即今江西景德镇，唐代著名茶叶集散地，曾写于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不逊于茶之故乡中国，自唐算起，迄今亦有千余年饮茶历史了。自唐始，周边少数民族逐渐养成饮茶习惯，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茶更成为不可替代的饮品，久而久之，“四夷”渐如中土，如唐人一样“一日不可无茶”了。

　　陆羽“煎茶法”的推广带来的显著变化是茶叶消费大增，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旺盛，这对于唐代茶产业的发展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茶农有了扩大茶叶种植的驱动力，商家发现了增加茶叶流通与销售的商机。“煎茶法”发明后不久，唐代的茶叶生产已异军突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于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因茶叶经济的提升而极大的改变；茶叶已成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它的广泛流通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茶税的开征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茶叶的利益以不同方式福惠天下人，各皆得其利。

　　茶叶种植直接带动了山区农业的开发。据唐人张途所见，祁门县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全唐文》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唐代制茶作坊，一般都设在茶山中。皮日休《茶舍》诗云：“阳崖枕白屋，几口嬉嬉活。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反映了作坊是靠着山崖。南方广大山区茶叶种植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生产的唯一行业和生活的唯一来源。茶叶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使过去荒芜的山区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垦殖利用，实现了资源的经济价值，推动了山区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山区与平地的一体开发，进而形成了唐代八大茶区，即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八个道43个州。（陆羽《茶经?茶叶产区》）据有关专家研究，由于陆羽考察条件的限制，遗漏了很多产茶州县，专家统计唐代我国的产茶州县达69个之多，几乎与今之茶区相当。

　　茶叶消费水平的提升极大的刺激了名茶的培植，唐代的名茶根据唐代李肇《国史补》记载有：“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这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这些都属于国家级的名茶，还有很多地方级别的名茶，不胜枚举。

　　茶叶消费的扩大拉动了唐代茶产业的发展，茶叶产量和贸易总量倍增。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南方各地所产的茶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唐代茶叶产量史无记载，但根据税额、传记、野史等资料推测约为80万担，还有贡茶、私茶、礼品茶未包括在内，其产量可能要大于这个数目。陈椽先生根据唐茶税总额40万贯，依据10％的税率，推算唐代茶叶贸易的总值为400万贯、产量超过1亿斤。（陈椽《茶业通史》）方健《唐宋茶产地产量考》一文以唐代的茶税数额为主要依据，再考虑贡茶和耗茶等因素，推测唐代茶叶产量为2000万斤左右，最高年份不超过4000万斤。（方健《唐宋茶产地产量考》）据《唐会要》卷84《杂税》计算，唐代一般年份，茶叶贸易总值为400万～500万贯，最高年份达800万贯左右。（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

　　唐代中叶以降陆羽首创“煎茶法”，这是中国茶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陆羽“煎茶法”极大地提升了茶叶消费水平，茶叶消费的扩大拉动了唐代茶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结论是：陆羽“煎茶法”的发明和推广是唐代茶产业大发展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