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食衣住行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明确指标。吊诡的是，这人人必需的日常所见，古代文献并不去详为记述，偶有书载，也完全不入古代知识人的法眼，总是与信仰、祭祀、社会等级之类的“上层建筑”有关。翻检《四库全书总目》，就会发现，今日人人在谈论的茶及文化，是收录在知识谱系比“附录”更低一等的“另册”中，列了陆羽《茶经》、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陆廷灿《续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等茶书。

由《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可见古代士大夫对茶及文化的态度。个中原因，是茶这种民生日用无关乎人生社会“宏旨”吗？非也。贵为一国之君的宋徽宗也亲自撰写《大观茶论》，其对饮茶的讲究甚至达到奢华成癖的地步。可见茶入“另册”，反映出士大夫“两面性”的矛盾思维：一方面，贬低茶饮在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然而又不能不承认茶是生活必需，只是在内心深处不断自我洗脑，以生活必需为“小道”，不能与诗书礼乐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却由生活优裕，得以享受物质文化最精华的产品，喝到芬芳清爽的雀舌紫筍，灵岩仙崖所产的“玉液琼浆”，便踵事增华，写出一些令人羡慕的诗文，丰富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品位范域，更提升了人们在品味生活过程中的艺术体会。

在历朝历代书写饮茶体会的茶诗文中，卢仝的《七碗茶歌》堪称特别。日本人对其推崇备至，不仅常常将之与“茶圣”陆羽并称，还将《七碗茶歌》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尽管卢仝还写了洋洋洒洒的《茶谱》，但这首《七碗茶歌》似乎流传更广，它写出了品饮新茶给人带来的美妙意境：不但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能进入精神层次与艺术品位的享受，茶对人们来说，不仅可以润喉、除烦、泼墨挥毫，还可以不记世俗，抛却名利，羽化成仙。这是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不朽经验”，更说明物质文明除了“实用性”的一面，确有涉及精神文化的意涵，饮茶成了一门学问，成了提升生活品位的修养法门，与茶相关联的茶诗、茶文、茶画、茶联、茶歌、茶舞、茶戏等各种艺术形态应时而生。

福建安溪是茶叶的原乡，植茶、制茶历史悠久，其民众之烹茶、饮茶，早已是超越茶之“实用性”阶段，赋予茶饮风习一种精神超越的性格，并由此建立了品茶艺术的传统，为中国人开启健康休闲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茶联“陆羽一经堪作圣，卢仝七碗欲登仙”，描述的即是这种构建于一般百姓茶俗基础之上的“茶道大行”，而非少数精英阶级“独享”的“奢华文化”。茶联作者王伯兰（1917-2003）为安溪书坛、文坛耆宿，其生前于诗词、楹联、书法、教育等造诣很高，2013年，在王伯兰西归道山10周年之际，安溪县教育局、文体新局、文联等单位，曾联合举办《王伯兰诗联书法艺术展》，以纪念安溪这位文化前辈。现存的三部安溪旧志（明嘉靖版、清康熙版、清乾隆版），均也是在王伯兰认真整理校注后，才重版刊行的。王伯兰一生率真自然，人品高尚，书法以行草见长，颇有金石风骨，大多为自撰诗联，文辞古朴典雅，风格雄健奔放，是难得的珍品。上述茶联及书法就是其一。

诗才俊逸的王伯兰生前佳话连连，但我固执地以为，其于安溪一方保留下的最大佳话当属，身后子孙均承续家学，苦心磨砺，不懈追求，各显其能。这在物质至上、急功近利的时代尤为不易和可贵。王伯兰之子王乃通，深谙父亲教谛，书法、美术、篆刻等，水到渠成，斑驳痛快，素为民间所喜爱。最近，孝心可鉴的他奇思创意，将全国各地书家创作其父于2000年撰写的同题茶联墨宝汇集成册，编辑《茶韵·墨香——王伯兰茶联百人同题名家书法作品集萃》付梓，为中国楹联界增添“一景”，堪称中国茶文化界“一绝”。

古人说，茶有真香、有本色、有正味，安溪人冲泡茶叶的方式，正符合茶道的根本精神，是最质朴的品味之道。王伯兰精撰“陆羽一经堪作圣，卢仝七碗欲登仙”一联所透露出的，茶饮过程中闲适的心情、明朗的感觉、亲切的氛围与澄澈的观照，很像儒家传统形容人品的高洁，有着人世间活生生的脉动。书是有字的茶，茶是无字的书。倘若我们能在饮茶的期间，翻动着这一册由名家携手创作的“经典茶书”，心性和情趣定然会提升不少。而这一册由名家携手创作的“经典茶书”，在中国长远的茶文化进程里，也一定会成为一笔可贵的文化资源，供人们汲取使用。 （本文为《茶韵·墨香》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