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6月4日，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逝世。消息传来后，宏承号在哀伤之余也不禁感到十分惋惜：“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中的最后一位专家也走了，这代表了中国茶文化史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悼念张老的推文发出后，有读者在后台留言，表示想进一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为了回馈读者，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老一辈茶学家的生平事迹和所作贡献，中国第一素茶推荐“世界茶文化图书馆”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系列专文，在缅怀先贤的同时也能激励后人。

中国茶叶的上千年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茶学家，他们同劳动人民一起创造了丰富绚丽的中国茶文化，中国茶文化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是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到了20世纪，在1988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中，中国茶学界公推出20世纪的十大茶学家，这十大茶学家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他们分别是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蒋芸生、方翰周、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李联标、张天福。今天，让我们一起对蒋芸生老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一次回顾。

蒋芸生先生( 1901 ～ 1971) ，江苏连水县人，著名茶学家、园艺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茶学奠基人之一。他为筹建浙江大学茶学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省茶叶学会和中国茶叶学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曾任茶学系第一任系主任，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浙江省茶叶学会和中国茶叶学会首任理事长，为培养茶学人才、开展茶叶科学研究和组织学会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国茶学界享有崇高威望。

据和蒋老生前交往过的人回忆，蒋老是位个性随和但心中自有丘壑的实干家，吴觉农老先生的孙女吴宁女士曾撰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回忆爷爷吴觉农的老朋友蒋芸生先生》一文，以此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茶学家。撰写蒋老专文之前，馆长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意外找到了蒋老长子蒋同泽先生的纪念文章，这篇文章不但表达了蒋同泽先生对父亲蒋芸生老先生的深深思念之情，更多的介绍了蒋老由一位园艺学家“转型”为园艺与茶学相结合的大家的过程，这其中有中国从抗日战争到建国以后的大时代作为背景，能从中读到中国茶业的几十年变迁，非常具有阅读价值和学习意义，所以馆长决定不删改原文一字，只作格式上的部分调整，将文章分享给亲爱的读者，现将原文附录如下：

《园艺学家和茶学家的结合——怀念我的父亲 、浙大茶学系创始人蒋芸生先生》

1、前言

父亲蒋芸生出世已41年了。我是他的长子，可惜当时我出生在热心工业救国时代，学电机去了，未能继承他的事业。但我耳濡目染，对园艺和茶学也略有了解，更有时相聚交谈，有些是未为人知的信息。

2、作风正派，为人正直

我祖父虽为小地主，但家道并不富裕，我父20岁从淮阴第三农校毕业后，无力供他出国深造。但是因他成绩优秀，由农校帮助公派去日本，在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学园艺，师从日本柑橘专家田中长三郎。他爱钻研，全面学了园艺各科，果树、蔬菜、花卉、造园都学得好，尤其是柑橘和造园。1925年他毕业归国后，回淮阴第三农校任教，后“三农”停办，就转到其它学校。1929年他受聘到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为专任教员，两年后，因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欢迎，被提升为副教授。1933年浙大新校长郭任远无理将农学院院长许璇解职，任用他的私人，引起学生、教师的抗议。除个别人外，农学院教师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一正义的行动，我父也参加了。他改到南通学院农科任园艺教授，直到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了，日军对南通狂轰滥炸，学院很不安全，只好临时停办。一年后，南通学院迁到上海租界复办，请父亲回去任教并兼农科主任。父亲去了，可这时教师难聘，有的课没有老师，我父就只好见困难就上，能教的就自己教，因此这几年他教了不少课，从农科基础课如植物生理学、化学、英文、日文，到园艺各科花卉、造园学、促成栽培等。多教课并不加工资，他急公好义的性格就是如此。

到了1940年，日军更加疯狂，把魔爪逐渐伸入租界，开始拉拢名人去做汉奸。有个中学校长投靠日伪，我父就不允许我在该校就读。但有一个大汉奸褚名谊的爪牙，则看上了父亲，多次来信邀他去赴宴，我父则婉言谢绝，不予理会。后来逼得紧了，父亲对我说，上海租界也不可久留了。

这时正好福建协和大学来信邀父亲去任教，职务是副教授，他不顾这些，就应聘去协和大学了。于是，就想方设法乘船离开上海到福建邵武去(当时协大已搬到邵武)。父亲到校后，协大聘他当园艺系主任，系里教师不多，有些课没人开，他就一人勇担重担，从园艺概论、果树、蔬菜、花卉、造园等课程，他都上过。学校这时发觉他早在南通就是教授了，职称改正后要加他的工资，他说我已是最高的了，把它让给其他的人吧!可能别人以为我家很有钱，实际上，我家弟妹正因经济而承受失学之苦。他的为人就是如此。

3、从园艺转到茶学，不懂就学

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江西，邵武面临前线，形势紧张。协大也开始准备疏散。我父只好离开邵武，到永安去，任福建省农业厅园艺试验场场长。可到任不到两个月，就遭到日军的大轰炸。目标竟是园艺场的果园。原来因园艺场建于东郊，果园就建在原来的石堆中，可能日军误认为果树是伪装，是军队的地下碉堡吧，就大肆轰炸起来。园艺场的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下去。

正值此时，父亲的老友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下（赤石）创建了一个茶叶研究所，他是所长。他几次三番来永安找父亲去茶叶研究所任副所长。父亲说我是学园艺的，不懂茶，去了无用。但吴觉农说，有事可干，你是园艺专家，对植物栽培你是内行，到我那里兼茶树栽培组组长，可发挥你的专长，这里的园艺场你就别干了。如此我们全家就迁去武夷山了。

到茶叶研究所，栽培组的个别人对他说，你不懂茶，来干什么?他谦虚地回答：不懂就学，向你们大家学。

半年之后，我从永安中学放假回家，对他的改行很奇怪，就问他，为何来茶叶研究所。他把上述情况给我说了，还说明天休息，他可领我去武夷山上看看茶园。第二日他领我到山上，在天心寺前，他指着棵高大的茶树给我说，这就是“大红袍”，它的茶叶年产只有几斤，在清朝只进贡给皇帝。还指着另一些岩上的茶树说，这些茶树产的茶叶质量都很高，各有名字，如铁罗汉、水金龟、白鸡冠等，统称为名枞，这三个加上大红袍，称为“武夷四大名枞”，我们正在把它们移植过来，研究如何发展它。我说看来你已成为行家了，兴趣已转移至茶树上，而且是认真学的。他组内有个小青年叫尹在继，就受父亲影响，很爱学习。一年后，他去参军，抗战胜利后，茶研所停办，他就到上海商品检验局学习，最后成为全国著名的茶叶品审评专家。

不过，我父亲在茶叶研究所工作不到两年，就因我的幼弟感染肺炎天亡，母亲痛不欲生，执意要离开赤石这地方，同时，茶叶研究所也有要停办的消息，父亲就离开了茶研所。

4、真正回到茶叶路上

离开茶研所后，父亲又回到永安，到福建农学院教书，还兼园艺试验场场长。又过二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大多数人都回家。1946年父亲离开福建，回到杭州任浙大农学院园艺系教授。这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只好去上海南通学院（它先在上海复校）兼课一年，以补家用。这以后直到1952年，他都一直在搞园艺教学。1952年全国高校大调整，浙大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并要求新建茶叶专修科，原定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将调来浙农，可后来又改调到安徽大学农学院去。浙农无人无马，按理应该不办或缓办，可上级看中杭州这块风水宝地不放，仍要求想办法。学校领导知我父有两年的茶研所经验，就让我父单人匹马筹办茶叶专修科。父亲也就考虑国家和领导的要求，为浙江培养茶叶干部着想，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正在这时，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浙农，当他的助教，我父高兴极了。经过一段时间日以继夜紧张工作，1952年9月，浙江农学院茶叶专修科首届新生如期入学。他又请杭州农校的有关教师兼课。开学后，他亲自上“茶叶概论”课。如此就又走上茶叶之路。1954年，高教部把华中农学院茶叶专修科合并到浙农，而且要求办成四年制茶叶系，让他担任系主任。这时学生和教师都多了，可任务也重了。他自己就又增教了“茶树栽培学”。1956年，他和庄晚芳、李联标等茶叶专家，筹组浙江省茶叶学会。1958年中国农科院又让他在杭州组建茶叶研究所。他从选址到选人，在杭州里外跑了大半年，才在郊区七佛寺建了中国茶叶研究所，他受命为首任所长，后改为名誉所长。1964年，他作为筹备组组长，在杭州正式成立了中国茶叶学会。并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我休假回家，看他如此辛苦，就和他说，你是园艺专家，何苦如此为茶奔跑?他说组织上要我搞茶叶，何况我搞茶叶已有好几年，就走茶叶这条路吧!我说那也好，但你的园艺丢了岂不可惜?他说可考虑园艺和茶艺的结合。花茶实际就是花卉和茶叶的结合，不过有个别专家反对，他们说茶叶就是纯正的茶叶，花茶是杂种。他们反对，自己碰也不碰。我说，人的口味不同，各有所爱，有人只爱绿茶的香味淳正，有人则喜欢花茶的芳香。我就喜爱茉莉花茶，桂花茶则更好，近年还买不到哩!它把花香和茶香结合，可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父亲点头称是，并说将来可走花卉园艺和茶艺相结合的道路。

后来，他在茶叶系首次开设“熏茶花卉栽培”课程，还编写了教材。（1980年，这本遗著由他的学生邵霖生编修予以出版）。可惜他提高花茶前进的科研计划因文革开始，而没有办法实现。此时他因工作忙，身体也不好，胃溃疡也未得到治疗。我母亲说他这头牛(他生肖属牛)只知道埋头耕田，不知道保护自己。这时他还被提为浙江农业大学常务副校长。1966年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患病也不让他到医院去检查医治，甚至带病还要他去劳动，他无法蹲下，还被迫跪下拔草。到1971年病重，终因已至胃癌晚期，无法救治，于9月12日去世。园艺和茶艺相结合的研究也就无人了。